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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一次顶楼漏雨翻新的普通装修,让商城以极度戏剧性的方式被拉回到28年前的记忆。
公交商城只失踪过这么一个人。吴艳萍,一个生意在商城里数一数二的羊毛衫服装店老板,一个刚从离异中走出来的女人,一个与10岁儿子形影不离的母亲。
10岁的儿子黄平曾离家反反复复往外跑,他在街上一直望着,人群里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母亲,或者母亲突然来找到他?
28年后的商场天台上的这次装修,敲碎了长约1.5米、宽仅1米的花坛,母亲原来早已被同行因钱财谋杀,一直蜷缩于此、化为白骨。
2026年1月,遇害的第29年,吴艳萍终于被深爱她的家人朋友接回家厚葬。两名嫌犯正等待审判。
早上7点,岸边服装批发商城的天台上,工人敲开入口附近的一座花坛,瓷砖剥落,土块露出来,还保持着花坛的形状。
这些花坛已经被遗忘在顶层将近30年,每个大约1.5米长、1米宽,里面堆满旧土,被杂草胡乱盖住。2025年6月7日,四川泸州已经进入雨季,它们将被拆掉,用挡雨棚代替。
警方推断,那属于一位在冬天遇害的成年女性,她穿着红色外套,还有20世纪90年代最流行的黑色健美裤,身体蜷着,被厚厚的泥土压着,至少有20年,最终只剩一具白骨。
得知消息的老商户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位在楼里生意风生水起的女老板,她却在1997年2月后再没出现过。
已经39岁的黄平确信,那就是自己寻找了28年的母亲。最后见到她那天,自己刚过完10岁生日。母亲穿着红色呢大衣匆匆走出店门,临走前她笑着说,“妈妈出去一趟就回来。”
1997年2月初,不到一周就要过年。这是吴艳萍和丈夫黄永清离婚后自己照看生意的第一个春节。
黄永清觉得前妻能成功,是因为肯吃苦。初中毕业后,吴艳萍曾到砖厂搬砖,她还在老家泸县玄滩镇赶场(赶集)摆摊卖汤圆。后来夫妻俩在镇上开了个小店卖羊毛衫,生意出奇地好。商机来了,两人决定把店开到泸州。
沱江旁的服装批发商城,“以前这里人山人海,火爆得不得了。”黄永清说,这就是当时的市中心、枢纽站,来批发零售的不止四川人,还有云南、贵州的生意人。
提起当年,他还会自封“泸州羊毛衫第一人”,说是他们夫妻最先把羊毛衫引进泸州的。他念叨最多的,是如果1996年没离婚,他们的生活该多幸福。
离婚之后有一段时间,一个身影常在吴艳萍身边出现。是隔壁铺面的一位女子,年纪比她小几岁。
黄平后来也说不清这位阿姨的模样。他记得妈妈身边总有这么一个长头发的女人,就像一个一直都在的、模糊的影子。
之后的吴艳萍新租了一套房和儿子独住,又买了辆出租车,打算多些营生。离婚后的生活正在重回正轨。
一位1996年下半年搬到她隔壁的商户,总能看见吴老板穿着红大衣从廊前经过,戴着金耳环和金手链,手指挂满金戒指。黄平10岁生日时,她也是穿着这件红大衣,搂着儿子合影。
那天是小年,吴艳萍照常到2号楼的店面张罗生意,因为出货快,谭雅兰就让丈夫拿些货到吴艳萍的店里,请她帮着卖一卖。她看见吴艳萍把衣服挂了起来,到了中午,和小周、黄平围坐着吃饭。过一会,弟弟苟建华过去,嘱咐姐姐快过年了,早点把货清完,但之后,吴艳萍再没出现。
失踪当晚,大家以为她只是去和朋友逛街,没当回事。可第二天整个上午,吴艳萍都没出现。
“可能是被骗进传销了。”一位商户猜测,谭雅兰觉得或许被拐卖了。苟建华和黄永清也不相信吴艳萍舍得抛下儿子。报警后,民警多次到商城走访排查,都一无所获,最终只能按失踪处理。
“当时商城里只有我妈出去没回来。”他对那天的记忆早就模糊了,只记得妈妈午饭吃得很快,因为有人约了她出去。小周却记得清楚,那人是陈亦芬。
这个名字同样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最终,他们找到了那条封存28年的报警记录。
上面提到,1997年2月1日,是陈亦芬以还钱的名义,最后叫走了吴艳萍。但她告诉民警,自己还钱后对方就离开了,不清楚之后发生了什么。
陈四姐是泸县人,个子不高,但长得漂亮,嫁了个上海人,有姐妹也在楼里经营。起初她在吴艳萍老店隔壁做门市员,后来搬到新楼自己开店,平时不太和人交流,性格也不如吴艳萍开朗。
谭雅兰偶尔在吴艳萍的店里看见她,披肩长发,穿得时尚,涂着红唇。每次见到苟建华,陈亦芬都会客气地叫声“苟老板”。黄永清只记得她瘦瘦小小,看着比吴艳萍年轻几岁。是谭雅兰想起来,陈亦芬拿了吴艳萍的货去卖,还欠了吴艳萍几万块钱。
谭雅兰记得最深的,还是事发前一两天,她从吴艳萍家离开,在楼下碰到了陈亦芬和她当时的丈夫。那段时间,吴艳萍刚搬到新房,平常只跟黄平在家。谭雅兰问:“你们在这里干嘛?”陈亦芬回答:“我们在转马路。”
在此之前,由泸州市公安局龙马潭区分局刑侦大队组成的专案组民警,已经推测出这是一起典型的熟人作案,能把尸体拖拽到天台掩埋,说明凶手不止一人,并且熟悉商城的内部环境。再加上白骨身上并没有金饰,凶手很可能是为财杀人。
在DNA比对确认尸骨是吴艳萍后,陈亦芬和她那时的丈夫,被列为重大嫌疑人。
为了这次DNA比对,已经在浙江工作多年的黄平停下工作,买了最早的航班赶回泸州。
妈妈失踪时,黄平只有10岁,只能被寄养在亲戚家,有时也会跟着父亲——黄永清离婚后,把财产全都留给前妻,自己正焦头烂额忙着赚钱。舅舅一家也要生存,以前是吴艳萍把他们带到泸州做生意,姐姐失踪没多久,他们也关掉了店铺,租下商城一家门面开起餐馆,忙起来时,黄平只能到不同亲戚家吃饭。
以前不是这样。几乎每顿饭都有妈妈在身边,哪怕再忙,妈妈也会盯着自己写完作业。在妈妈身边,他衣服永远时髦。同学们的零花钱都是以毛计算,他的零花钱少则10块,多则50块,现金就放在抽屉里,有需要随时去拿。1996年的时候,黄平就坐飞机去上海玩,一张机票价格是普通人好几个月的工资,他把航空公司的纪念品带去学校,同学们羡慕极了。
有时他正读着书,却一个字都看不进去,突然想到妈妈,就干脆跑出去,沿江岸走个不停,希望能与妈妈偶遇。
天黑之后,江边的人散去,10岁的少年腿胀得发酸,他不甘心,也不愿意回没有妈妈的家。有时他就在路边坐下,或者干脆睡在桥洞或工地的水泥管里。
他相信那时没人比他更熟悉商城附近。哪段路安全,哪些店会经常扔掉包装破损零食可以捡来吃,他都知道。
黄平觉得自己越来越孤僻,不愿意跟人说话。有时他明明看见父亲站在马路对面,还是不作声地躲开。
黄永清知道儿子想妈妈,从小到大,都是前妻事无巨细地照料他。每年,她都会为儿子织新毛衣、新帽子。睡觉时,黄永清在一侧,黄平只和妈妈睡另一侧,吴艳萍失踪前,都是跟儿子睡一张床。她教他认字、说话,直到现在,黄平也只会讲普通话和泸州话。离婚时,三个人坐在桌前,黄平毫不犹豫地跟妈妈走。
泸州至少有上百个陈亦芬,“她在所有档案里凭空消失了。”罗林伟说,他们只能折返原点,尝试最原始的方式——找人。民警们相信,总有人认识她,比如她同样在商城里做生意的姐妹。
多次辗转,他们终于找到了姐妹的老家。还在世的兄弟姐妹有四个人,老四却不叫“陈亦芬”,而是“陈某雨”,年龄也小了十来岁。
在“陈某雨”的老家,邻居们很少见到陈家老四,大约40年前,她就嫁到了上海。
起先她还偶尔回来,声音温柔,斯文秀气,后来再没见过。大约十年前,老四回村看望生病的母亲,共同长大的邻居一时没认出她。“做了美容(整容),看起来更年轻了。”邻居说。
大哥陈亦刚70岁了,也很久没见过四妹。平时他的三个妹妹都在外地,只有母亲逢十的生日,一家人才有可能聚齐。
大约20年前,四妹告诉家里人自己改小了年龄,出生时间从1964年变为1976年。“她说这样好找工作。”陈亦刚也不知道她把名字和身份证号都改了。
新的身份证号属于一位赵姓女士。这个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数字代码,是警方锁定嫌疑人的重要线索,但在世纪之交,全国户口和公民身份证号码“错、重、假”问题十分普遍,因此当赵女士得知重号时,担心影响社保,主动向警方申请修改自己的身份证信息。鬼使神差般地,“陈某雨”霸占了这个号码大约20年。
这些并不足以让警方认定“陈某雨”就是“陈亦芬”,但“陈某雨”的户籍信息也足够蹊跷——2004年之前,她几乎没有活动记录;之后,她频繁顶着“陈某宇”这个名字出入境,最常去的是美国和韩国,有时待几年,有时只停留几个月。最近几年,她才把名字从“陈某宇”改为“陈某雨”,户口迁到江苏昆山。她的朋友圈,只留下一个签名:“斗智斗勇才是人生的哲学。”
改名、变年龄、整容……重重疑点。警方认为“陈某雨”大概率就是“陈亦芬”。
谭雅兰和苟建华对陈亦芬的怀疑也从没停过。吴艳萍失踪后,陈亦芬不到一周就离开泸州,年后回到商城,把剩下的货和店面处理干净。她还给苟建华1000块钱,告诉他自己只剩这些没还给吴艳萍。
“万一姐姐回来问起,咱们不好说。”谭雅兰拦下丈夫,没让他收钱,从此之后,他们也再没见过陈亦芬。
1997年离开泸州后,陈亦芬和杨付根回到上海,又到广东打工,没过几年,两人就离婚了。当时她的真实户口还在上海,出国再回来后,她回泸州开了一份准迁证,表面上,她打算将“陈亦芬”的户口迁回泸州,实际上她迁回的是名为“陈某宇”的假户口。
户籍系统里,“陈亦芬”这三个字被注销。从那一刻起,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叫“陈亦芬”的人。但吴艳萍的家人始终记得她,专案组的民警也没放弃寻找她。
在得知杨付根的存在后,专案组立刻着手对他展开调查。办案人员夏波和同事们很快就找到了他的户籍信息——前妻就叫陈亦芬,籍贯泸县。
在上海的婚姻登记中心,警方找到了两人1988年登记结婚的原始证件,也是第一次,他们看到了30多年前的陈亦芬。民警把照片拿给老商户辨认,他们一下就认出来,这就是陈四姐。
耗时两个多月,专案组15名民警先后辗转多地,查阅近5万份档案资料,终于可以确认,“陈某雨”就是“陈亦芬”。
为了防止她和杨付根得知消息潜逃,2025年9月12日,警方立刻对他们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28年来黄平一直抱着一丝侥幸——只要没找到尸体,妈妈就还活着。如今尘埃落定,一个支撑自己的理由被抽走,他好像一夜之间老了许多,他胡子拉碴,眼睛肿了,眼袋凸起,头上钻出不少白发,见人只能戴上口罩。
对陈亦芬的证据搜集也在推进,9月23日,正在工作的民警黄雷手机突然震了一下。来信的是个陌生号码,他看完递给同事,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
当刑警这么多年,黄雷还是第一次遇到嫌疑人主动发信息,要求警方调查自己。他反复斟酌,没回复。
第二天,消息又来了,这次更长。她先讲公民义务,再讲自己的压力——有房贷,有社保,不吃不喝每月都要支出一万出头。然后她提了三个方案:专案组飞虹桥,她来接;她自己去泸州;或者让她先去韩国,随叫随回。
专案组盯着这几条消息看了很久,然后分析,陈亦芬主动配合是假,很可能在试探。一旦察觉被盯上,她随时可能从上海消失。
2025年9月27日,天有点阴,当天上午,陈亦芬出门,去了南京路。警方守住了小区的每一个出入口和楼道,等她回来。
夏波和同事立刻上车追,速度表指针一度飙到红域。一边给沿线六七个站布控,把照片发到地铁乘警的手机上。
她梳着披肩发,蓝色短袖T恤,牛仔裤,双肩包。很瘦小,不像60岁的人。脸型和30年前不一样了,但夏波一眼认出她——她的照片每天贴在专案组的白板上。
民警围上去。她头也不回地往前走,脸上没有乱色,一边点头,一边右手食指往前甩,尖着嗓子用普通话说:“我是陈某雨。你可以怀疑,什么都可以,我买了明天到泸州的机票,准备去找警察,全部协助调查。”
“我们都不相信。”陈亦刚觉得妹妹胆子很小,不可能做出残忍的事。但9月28日,在住处被捕的杨付根,立刻主动招认了犯罪事实。
1997年年初,陈亦芬让他从上海到泸州一趟,生意忙不过来,需要个帮手。等他到了才发现,情况和妻子说的完全不一样。店铺在新楼的3层拐角,其他铺位还没招满,平时客人们更愿意在老楼或是2层逛,楼上格外冷清。
一到泸州,妻子就开始抱怨店铺生意不好,又欠了外债,快过年了,钱必须得还上,压力实在太大。两人商量,干脆把借了4万元的债主吴艳萍杀了。
平时在商城抽烟的时候,杨付根就注意到天台没人上去,花坛也足够隐蔽。1997年2月1日午后,陈亦芬假意还钱,把吴艳萍叫到他们位于4楼的库房,也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铺面,在新楼背面,正对着沱江,但人更少。
陈亦芬飞回泸州的一路,她都在强调自己会配合调查,但直到前几次审讯,都始终没有松口。
她抱怨自己年轻时生活得苦,嫁去郊区,不仅要干农活,连肉都不让吃。自己的丈夫因为盗窃被抓,后来整天游手好闲,都得靠她一个人打工赚钱。她承认自己没什么经商头脑,开店也不如人。
但她向往精致的生活,后来她出国打工,赚来的钱几乎都花在自己身上,光是整容医美,就花了100多万元人民币。被捕时,她穿着2000多元的鞋,衣服裤子也都上千元。“是美金。”她向民警强调。
钱在她的手上从不留住,“赚多少花多少”,没人知道她心里是否也扎着那根“刺”。
指认现场时,她和杨付根对店铺位置、埋尸地点都记得清清楚楚。28年前,他们踩着近百级台阶抬走吴艳萍,28年后,他们又踩着同样的台阶上去,脚下还是旧水泥,他们朝向花坛的方向站住。
抓捕陈亦芬的那个下午,原本阴沉的天久违放晴,阳光透出来,就像他们的心情。“我们没有愧对死者。”黄雷说。
2025年12月25日,黄永清和黄平再次回到泸州认领遗骸。他们选了个好日子,驱车近2000公里,把吴艳萍带回浙江安葬,想她了,就能随时去看看。
20多个小时的车程,黄平始终紧紧抱着妈妈的尸骨和遗物。下葬那天,他在墓前磕头上香,跪了几小时,把积攒了28年的话全都讲了一遍。
目前,案件已被移送至法院。等待开庭的日子里,黄平辞掉工作,抱着妈妈的遗像,带她去四处转转,看山,看海,看老家久违的亲人。他们终于过了28年来的第一个“团年”。他亲手做了妈妈最爱吃的豆花和回锅肉,想让妈妈尝尝他的手艺。(文中除黄平、吴艳萍、黄雷、罗林伟、雷森、夏波外,其余均为化名)
这样的新闻看得我做恶梦,以为自己也杀了人把被害人埋在一个地方,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捂脸]
人世间最恶毒的就是心狠手辣剥夺他人的生命。必须严惩不贷。这两个恶魔,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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