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年会- 金年会体育- 官网APP他用一生为西电天线学科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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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于宽（茅於寬），江苏镇江人，出生于南京。中国电子学会理事、天线专业学会主任委员、中国电子学会会士。1940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4年毕业后赴云南思普地区的“小延安”——磨黑中学任教。1947年加入中国，同年赴美留学。1950年获美国纽约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1955年调入张家口中国人民通信工程学院（西电前身）任教，后随校迁至西安，执教四十余载，曾任教研室主任、电磁工程系主任，为我国天线技术研究和国防通信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2年农历闰五月十一日，茅于宽出生在一个科技工程世家。其曾祖父茅谦是清末举人，参加过“公车上书”，是镇江第一代报人、水利专家。

　　祖父茅乃登参加过辛亥革命。二叔茅以升是中国现代桥梁工程奠基人、钱塘江大桥及武汉长江大桥主持设计者，五叔茅以新是著名铁道机械专家。

　　受家族氛围影响，茅于宽自幼酷爱读书，立下了“好好读书，好来建国”的志向。

　　在颠沛流离的求学路上，茅于宽始终刻苦学习，展现了突出的数理天赋，其阅读范围也从小说扩展到苏俄文学、鲁迅作品及《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刊物。1940年，茅于宽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与同学合办壁报《流火》，参加党所领导的读书会，并与许寿谔、涂光炽、殷汝棠等进步同学结为挚友，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4年毕业后，茅于宽响应地下党“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号召，前往云南普洱磨黑中学任教。磨黑中学是西南联大党组织直接参与创办的据点，被誉为思普地区的“小延安”。

　　在这里，茅于宽主要负责教授物理、几何、代数等课程。1946年，茅于宽收到家里为自己办好赴美留学事宜的信件，于2月回到上海，因手续未办好，暂时在父亲任职的上海工务局工作。在此期间，他与许寿谔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47年6月，经许乃炯介绍，茅于宽正式加入中国。

　　1947年7月，茅于宽在赴美的航船上结识了受周恩来指示赴美深造、成立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计苏华。

　　抵达美国后，茅于宽先在芝加哥密尔斯工厂实习近一年，同年12月参加了“建社”成立大会——这是周恩来亲自命名的留美进步组织。

　　他随后成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干事会干事，是动员留美学者归国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力量之一。

　　1948年6月，茅于宽正式就读于纽约大学科学与艺术学院研究院物理系，主修量子力学、微波线路、实验技术等课程。

　　1950年2月，获物理学硕士学位，论文为《红外线光栅滤光特性》。归国前夕，美国移民局曾要求他声明“反对法西斯和”，他断然拒绝：“我不能这样说。”

　　1950年4月，茅于宽毅然登船回国，并服从组织分配前往沈阳，先后在东北工业部人事处、工业干部学校工作。1952年，茅于宽被调往南京雷达院，1953年被调往北京总参通信部雷达处，均从事雷达整机工作。

　　虽非科班出身，但他用心钻研，很快掌握了雷达各部件基本理论。他还担任过通信部雷达处三研究组（旧雷达修理组）组长。

　　1955年，茅于宽被调往张家口中国人民通信工程学院（西电前身）任教员，开启了长达四十年的执教生涯。

　　1956年，他被评为六级教员，同年参军，获授技术少校军衔。1958年，他随校西迁西安，将毕生心血倾注于技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在彭德怀元帅来校视察时，他当面直陈设备短缺，王诤部长亲自来校了解情况并解决了这一难题。

　　1959年上半年，他的教学科研方向从雷达转向天线月在北京参加电子学会雷达学术会议时接受了、等中央负责的亲切接见。

　　1964年，晋升技术中校，1980年，被评为教授，他作为团长率学校代表团赴加拿大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987年，获得陕西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于1990年成为中国电子学会会士，1992年连任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会理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5年10月，茅于宽还参加了在贵州召开的国际大型射电望远镜计划工作组第三次会议（LTWG-3）暨大型球面射电望远镜（W-SRT）学术研讨会，发表了关于圆柱表面相位阵的报告。1999年，被评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优秀员。

　　执教四十余年，茅于宽笔耕不辍，在教材编撰、国外著作译介和学术研究等方面均有重要成果。

　　先后主讲了10多门本科生课和研究生课，主编《无线电电波传播》《面天线设备》《馈电设备讲义》《场与波》《天线设备》等教材，参加过军用机、馈电设备、电波传播、天线的教学大纲编写工作。翻译《天线工程手册》《球面波分析译文集》《反射面天线分析》等著作，及时地介绍了国外先进技术，为从事天线工作科技人员提供了必要资料。

　　他曾参与中国第一部气象雷达研制；提出的不等间距阵天线隔离方案，成功解决了技术瓶颈；设计的十米直径卫星地面站天线性能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曾为405雷达设计调试出圆极化器。

　　主持过提高我国通讯卫星性能的一种新型无线理论研究与卫星多波束成形天线等项目。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0余篇，有《天线单参数的综合》《偏焦轴双反射面天线的一种新设计》《稀疏天线阵的最优化方法》《双层微带天线分析》《球面波展开法用于分析反射面天线》《高效率天线介绍》《铁淦氧磁物在高频系统中运用的简单介绍》《相控阵天线介绍》《相位雷达简单介绍》《高效馈源介绍》《高效率天线介绍》《球面波综合高效天线》《铁氧体研究》等多篇论文。

　　先后担任全国天线分会第一至第六届主任委员，三次组织国际会议，领导学会工作长达二十年。茅于宽一生谦和务实、直率坦诚，始终关心青年成长、支持学生发展，既紧跟国外科技前沿动态，又重视国内技术落地。

　　2007年10月18日，茅于宽教授在西安逝世，享年85岁。他用一生践行了自己员的坚定信念。

　　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上，江浙地区因开风气之先，孕育了多个以“科技报国”为使命的学术世家。

　　镇江茅氏就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名字——从“中国桥梁之父”、中国科学院院士茅以升与著名铁道工程师茅以新兄弟，到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著名心理学家茅于燕……百年来，茅家人才辈出，以数代人的接续奋斗，书写了一段家族传奇。

　　据《京口草巷茅氏宗谱》，茅于宽的曾祖父茅谦是清末举人，当过几年小官，参加过“公车上书”，先后在南京创办中小学，推动新学堂试点，是镇江第一代报人、水利专家，担任过《南洋官报》主笔，晚年还担任过广东图书馆馆长、北京清史馆协修，创设了江南商务总局镇江商务分局。

　　在当时，茅谦是个很新潮的人，喜欢摆弄西洋仪器，还在南京办了个金陵测量学会。

　　他迫切地希望国家能够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寻回强国之法。在他的深刻影响下，茅家子孙辈大多是“理工科的料”，接续肩负起振兴邦家的梦想。也因此，茅家在外人眼中有些“西化”，虽无浙江钱氏《钱氏家训》这样成文的家规，但相信“知识才是真正的财富”“不爱藏黄金也不攒古玩”的传统根深蒂固，重教育、孩子多、学资重，因而也“素无积蓄”。

　　其祖父茅乃登中过秀才，做过记者、书局编辑、国文教员，曾任清朝江浙联军革命军司令部秘书部副部长，也曾参加辛亥革命。

　　其祖母韩石渠更是个自学成才的奇女子，14岁时为被诬陷入狱的父亲写状力辩，情辞动人，其父得以获释。

　　她不仅是持家的贤内助，还屡为丈夫阅评文稿，极重子孙教育。她的弟弟韩天眷是中国著名画家吕凤子的得意门生。

　　茅乃登共三子一女长大成人。长子茅以南（茅于宽的父亲）年轻时曾赴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后因得病中止，在本地税务局机关当职员，于1933年转去经济委员会公路处工作。茅于宽的母亲朱少云出身扬州大盐商家庭，其父去世后家道渐渐中落。

　　家中开支除依靠祖、父两人的薪水外，还在南京开了个“虽是老式的但相当大”的交通旅馆，用来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

　　彼时南京尚是首都，旅馆因管理严格、秩序井然，生意颇佳，每月有几百元以上收入。二叔茅以升从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被清华学堂官费保送赴美留学，于康奈尔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硕博士学位，回国后陆续在多所大学任教。

　　1930年出任江苏省水利局长，主持规划象山新港。此时，他正任浙江省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主持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第一座现代钢铁大桥——钱塘江大桥，这也是中国铁路桥梁史上的一块傲人的里程碑。

　　五叔茅以新在五四运动中担任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本科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系，硕士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此时在浙赣铁路任机务课长。

　　茅于宽的这两位叔叔后来分别成为新中国桥梁土木、铁道机械方面的首席专家，是茅于宽成长路上的精神灯塔与学术标杆：

　　二叔茅以升由主席亲自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受聘中国科学院院士，受命主持修建武汉长江大桥，被周恩来亲点负责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编写《中国桥梁史》等，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2019年被评选为“最美奋斗者”。

　　五叔茅以新历任铁道部机务局、车辆局、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专职委员及铁道部技术顾问，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提出了设立海南省、集中力量开发海南的提议。

　　家中茶余饭后的学术研讨、长辈们对工程难题的执着攻关，都在少年心中埋下了学好理工、科技报国的种子。

　　茅于宽在家中八个孩子里排行第六，小名小果，自称因父亲比较喜欢，所以“小时候脾气很不好”。先后在南京逸仙桥小学、南京私立安徽中学就读，分别于1934年、1937年顺利毕业。

　　茅于宽家中藏书颇丰，订有《大公报》《申报》和日本报纸《读卖新闻》，以及《世界知识》《文摘》《生活》等新式刊物，收藏有林语堂《人间世》《西风》等新志。

　　在家庭的影响下，他从小养成了看报、看杂志的习惯。他身体偏弱，也不喜运动，尤爱看小说，打小遍读水浒、三国、西游记与各类武侠志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身处南京，年幼的茅于宽对于战争有了懵懂的认知，“三哥的一个家庭教师因为倾向于进步被捕”“我自己在看电影时认识了几个的通信军官，其中有进步分子，后来也被捕了”。

　　很快，茅于宽的父亲改赴西兰公路局工作，全家搬到了西安。紧接着南京沦陷，他家中旅馆也关了，好在还有哥哥姐姐的帮衬，15岁的茅于宽仍能专心读书，一举考入西北临时大学附中高中部。

　　在当时，西北临时大学附中是西安最好的学校——平津沦陷后，北平师范大学内迁西安，并与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等院校组建西北临时大学。

　　原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冯成麟、张建侯、崇信、金少曦等18位知名骨干教师也随校西迁，在西安东大街玄风桥22号共同创建了西安临时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方永蒸担任学校负责人、后正式出任校长。

　　这种由大学教授直接领导、名师云集的配置，当时在整个西北地区都极其罕见，有“‘十八罗汉’捧观音”之称。

　　作为西安事变的地点，在西安，茅于宽明显感受到了中国的有力影响与抗日的鲜明立场，认识了学校里的进步同学，并从平型关大捷中收获很大鼓舞。

　　就在这时，茅于宽大姐夫张大奇在交通大学的同学罗沛霖住进了茅于宽家——这很大概率是年幼的茅于宽第一次与电子工业与红色通信产生联系。

　　不久后，罗沛霖赶赴延安，参与创建三局通信器材厂，兼任通信学校（西电前身）教员。

　　1939年罗沛霖又曾来茅家小住。受罗沛霖的影响，茅于宽进一步加深了“党是好的、进步的”的观感。两人终其一生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差不多同时，茅于宽的三哥茅于一从复旦实验中学毕业后，去山西入读民族革命大学——这是阎锡山在推动下创办的统一战线性质干部培训学校，由“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任学校顾问兼教授，有大量员担任关键职务。

　　正在上学路上，太原失守、学校搬到临汾，他三哥顺势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八路军。

　　消息传来，茅于宽也深受感染，早早立下了“抗战建国两者并重”“我好好读书好来建国”的志向。不料高一还没读完，1938年春日军逼近潼关，关中告急。西北临大奉命再次南迁汉中褒成。更名西北联大。附中在城固县古路坝天主教堂继续办学，茅于宽全家也搬去宝鸡。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教育文化中心有“三坝”之称，即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和城固古路坝。

　　其中古路坝条件最为艰苦，有“华西坝是天堂，古路坝是地狱”的说法。古路坝的生活虽艰苦亦平静，师生都如饥似渴、朝夕不倦地翱翔在知识的海洋中。

　　大家早起读英语，晚自习时每人领取一支蜡烛继续读书，生活异常规律。据茅于宽回忆，曾有一位同学因“开夜车”不慎睡着，烛火点燃了床帐，幸好被同样勤学晚归的人发现及时扑灭——这个人就是后来的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大学室友、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王浩。他此时正因护送母亲来陕，在西北临大附中插班读高三。

　　到了古路坝，茅于宽仍旧尽可能地多读书，阅读内容转向苏俄小说、鲁迅作品和政治经济学、哲学等，借看同学收到的《新华日报》《群众》等党报党刊。

　　受《铁流》《第四十一个》中英雄高贵品质的感动，他进一步增强了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认知。

　　此时他已展现出突出的理工科潜质，在高二和同学一起办的壁报里，承担着数理方面稿子的撰写，如几何问题如何解答等。

　　1940年，茅于宽高中毕业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且因数学考第一得到了“中正奖学金”。

　　当时，日军轰炸昆明，西南联大校舍被毁。1940年11月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成立，要求1940年招考录取的大一新生近600人与先修班学生于12月10日在叙永注册报到。

　　受战时交通不便影响，1940年入学新生大多不能如期报到，不得已推迟到1941年1月初开学。

　　眼见离开学尚有时间，茅于宽特意往贵州、毕节的书店购置新书、增长学识，其中大多是马列主义书籍。

　　因时局动荡、通货膨胀剧烈，奖学金拿到手时已一文不值，茅于宽又不得不申请了贷金。西南联大在叙永租借的房舍基本是城里的庙宇和祠堂——这也是当年选址叙永的原因，叙永寺庙、祠堂多，足够容纳1940级学生的生活与教学。

　　这三人分别是数学系的张信达、化学系的卢锡锟（后任北大化学系副主任、副教授）、由电机系转入物理系的周锦荪（原云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院长），其中张信达曾是地下党共青团负责人，参加过绥远抗日义勇军。经三位舍友，他认识了同是南开学生的历史系许寿谔（又名许师谦，后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地质系涂光炽（中国地球化学学科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等党员同学，还有经济系朱重浩、外语系黄宏煦等，大伙一起合办了《流火》壁报社，在西南联大校内很有影响。

　　《流火》是综合性壁报，内容广泛，有时事述评、艺术探讨、文艺创作等，也介绍国内外大学及学习中的问题。

　　“他们针对青年生活，经常组织一些有关青年修养或配合学习的文章”，受到普遍欢迎。特别是副刊《鹦鹉》，专门解答大一英文教材中的疑难问题，深受同学的喜爱。茅于宽有时还创作些新诗发表在报上。

　　当时，西南联大校园里各类思想涌动，有宣扬抗日救国的进步壁报，也有“三青团”壁报，两者形成对峙——“三青团”是1938年成立的青年组织，初期具有统一战线色彩，于后期渐渐沦为及控制青年工具。

　　“皖南事变”后，不少进步同学离开学校，茅于宽等人仍旧坚持出壁报、参加读书会，和“三青团”势力作斗争，只在行动上更加谨慎些。

　　在办壁报的过程中，茅于宽还认识了《流火》主要撰稿人钟青援、联大“民主堡垒”冬青文艺社的刘国誌（小说《红岩》中刘思扬原型），二人后来均壮烈牺牲。

　　在与党员同学的密切接触中，茅于宽一步步坚定了参加革命的决心。1941年8月中旬，昆明局势稳定，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决定撤销叙永分校，学生陆续迁回昆明。

　　校内壁报大多被迫中止，茅于宽与同学们在联大北边不引人注意的荒地里坚持组织读书会，约每周一次。搬回昆明后，茅于宽又与生物系殷汝棠（曾任北大教职员党组织负责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械系李瑾（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院长，我国近代计量事业开拓者）住在一起，此前还曾与王浩住过同个宿舍。

　　即便步入暮年，他依然清晰记得当年高等微积分课堂上，台上的姜老夫子板书推导卡壳，台下的助教直率地指出是前期推导有误，姜老夫子改过后神色如常地继续授课，助教也继续坐下听讲，同学们反而越发尊重二位老师，丝毫不减尊师重道之礼的生动场景；也忘不了化学课助教唐敖庆，坚持跟随物理系本科生旁听全部必修课程，踏踏实实夯实数理根基的朴实作风——正是这份沉潜与执着，铸就了这位后来的“中国量子化学之父”。

　　按学校规定，本科生需在必修课外选一门社会科学，茅于宽经过思考，主动选择了经济学。这对他后来学习马列主义经典有很大帮助。

　　殷汝棠、许寿谔等读书会同学却专程来乡下舅舅家找他，鼓励他响应地下党组织“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号召，去云南普洱磨里中学任教。刘国誌也是推荐他去磨黑工作的介绍人之一。殷汝棠、刘国誌等人的力荐，侧面证实了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成员对茅于宽的高度认可，是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决定。

　　磨里中学正是西南联大党组织直接参与主导的传奇学校，是党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下的重要据点，

　　多名员被派遣到磨黑中学任教，以教书为名，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被誉为思普地区的“小延安”。

　　同去的还有西南联大文学院、诗社成员秦光荣（又名秦泥，新华社总社编辑、记者），以及经济学系曾庆铨。曾庆铨后来成为西萨截枪事件总指挥，后因起义失败被捕，是西南联大25位烈士之一。

　　去磨黑的路崎岖难行，8月，几人先坐火车，又跟随马帮走了十天，走过铁索桥，翻上山再下山，这才一同来到磨黑中学。这是茅于宽人生中第一次走这样长这样窄的路。

　　入职后，茅于宽负责教授物理、几何、代数等课程。随着在磨黑中学工作的不断深入，茅于宽渐渐领悟到磨黑地区革命工作所承载的深远意义，心中的信念愈发坚定——

　　他不再满足于只按协议服务两年，而是决心扎根于此，将青春与热血奉献给这片土地。就在这时，1946年1月，茅于宽突然收到大哥茅于恭的来信——他大哥此时在美国莱特航空发动机厂任职，并与同学合办工厂，为茅于宽办好了去美国学习工作的手续。

　　抗战胜利后，茅于宽的父亲已在上海工务局工作。因身体不好兼赴美手续没办下来，茅于宽在父亲安排下，先在上海工务局内找了份工作，边工作边等。

　　期间他继续与许寿谔等友人来往，并在许寿谔的发展下，于1947年6月经由“一二·一”西南联大负责人之一许乃炯（后出任中国首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介绍入党。

　　入党是在许乃炯家中，组织上还专程派了一位监誓人来。监誓人告诉茅于宽，经过长期考察，认为他是可以入党的，希望他警惕资产阶级的影响，努力提高自己，不要辜负员的光荣称号。茅于宽企盼了五六年的入党心愿，至此终于达成。

　　7月，茅于宽又踏上了赴美求学之路，并在船上与傅斯年有一面之缘，更结识了受周恩来指示赴美深造的“不朽的白衣战士”计苏华。计苏华将前往芝加哥，联系团结中国留美科学工作者。茅于宽的大哥正巧也安排他去芝加哥密尔斯工厂实习一年。二人于是成为好友，茅于宽经常周末去看他。

　　1946年，地下党员薛葆鼎受命赴美，在匹兹堡大学进修期间创办了工作小组“建社”——这是周恩来亲自定的名字，意为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成立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的筹备机构。

　　1947年12月，以匹兹堡、纽约两个“建社”小组为基础，在纽约东66街召开了在美“建社”成立大会，计苏华、茅于宽及姐夫张大奇均成为建社社员并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持人是在美领导小组成员薛葆鼎（中国基本建设经济学科和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学科主要奠基人），大会还邀请到遭国民政府通缉流亡的陈翰笙（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的奠基人）到会作报告。

　　陈翰笙预见性地讲解了祖国在人民取得政权后的工农业生产方式、工业化建设步骤、建设资金来源等当时热门话题。

　　一年不到，茅于宽大哥与同学合办的工厂意外破产，茅于宽的实习被迫提前结束。

　　由于也不是开学时间，他直到1948年6月才正式就读于纽约大学科学与艺术学院研究院物理系，主修包括量子力学、微波线路、实验技术在内的多门课程。

　　他的党关系也在这时转到了，和陈鹤琴长子陈一鸣、唐文治孙女唐孝纯分在同一党小组，正式过组织生活。

　　1949年4月，茅于宽接到了组织关系转正的通知。留美期间，茅于宽对“美国生产程序和管理情况”“流水线作业、大规模生产和如何组织这样的生产”有了初步认识，因经常看到香港的新华社通讯稿，便在读书学习之余，为香港新华社剪报寄去。

　　此时他大哥、姐夫均已回国。他大姐茅于文连忙凑了五百元押金才把人领回来。毕业前夕他又被美国移民局带走问话，要求他声明反对法西斯和，遭到茅于宽严词拒绝。美方工作人员告诉他“你说了没有关系，因为这口供在美国，中国人看不到”。

　　茅于宽仍是一口拒绝。归国前，他与陈一鸣在家中还遭遇了联邦调查局的上门盘问。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6月18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大学的一栋教学楼里举行成立大会，正式定名“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这是留美党员、爱国者等空前的盛会，大家都热情憧憬着未来。据《留美科协通讯》记载，“

　　他们说，天亮了，该回国了。多少年来中国第一次翻身，第一次政治为科学建设铺成了一条发展的大路。这不只是我们致用的大好良机，更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大会还选出干事会，茅于宽成为其中的干事。茅于宽的师友唐敖庆、罗沛霖等多人也先后加入了科协。

　　随着大会的圆满落幕，每个人的心中都燃烧着一团火——那是学习、进步和建设新中国的热潮。

　　茅于宽家中始终珍藏着一张与留美友人们的合影——那是一群意气风发、风华正茂的青年，更是一代留美学子“科学报国”理想的时代缩影。

　　后排：张汝楫、陆孝颐、张庆年、黄葆同、陈辉、范家祯、张增年、邹德慈、唐孝纯、陈亚英、陈一鸣等（此顺序参照茅于宽于所藏照片背后的亲笔标注）

　　旁边众人包括梁启超最小的儿子、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与钱学森同乘“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国的24位学者之一陆孝颐，日内瓦会议中美谈判中受周恩来总理点名要求释放的科学家黄葆同，人民大会堂青花瓷餐具与茶具设计者梅健鹰，民国著名儿童教育家陈鹤琴的长子长女，近代农业教育奠基人邹秉文的多位子女等等一代翘楚。可谓群星璀璨，一时之选。

　　他们此时，因同一个爱国报国的信念聚在了一起，拥有了同一个名字——北美学生会成员，并成为其中的中流砥柱。

　　北美学生会，全称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1909年由四位分别在耶鲁、哥伦比亚、哈佛、密歇根大学求学的留美学生创建，主要承担接待留学生、组织演讲、举办夏令会、出版刊物、关心青年思想和学业等工作，是提倡奉献、服务学生、自治管理的学生团体。凡中国学生，不论留学生或华侨都能参加。

　　北美学生会分为东部、中西部和西部三个地区分会，每年通过暑期集中聚会，选举下一年度的工作班子。茅于宽珍藏的这张照片，正是1948年暑假，拍摄于舍友陈一鸣的妹妹陈秀霞在纽约的家中。

　　陈一鸣、陈秀霞是陈鹤琴的长子长女，于1946年受上海局安排赴美留学，参加北美学生会的领导工作。陈秀霞是当年北美学生会的中西部分会代表。

　　1940年代，在董必武的指示下，党组织连续派遣党员或进步学生留学国外，号召吸引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1948年CSCA全国委员会9人中，党员占了4人；1949年改选后，更有8人是党员。茅于宽在西南联大读书会的好友涂光炽也受南方局委派来到美国，成为与二陈同期的北美学生会领导。

　　在众多留学生地下党员的领导下，北美学生会逐渐成为同情和协助联结左翼力量的学生组织，与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一起，向留美同学宣传新中国情况，宣传的方针政策，让大家了解新中国的前途和方向，为号召组织留美学生回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一张照片，二十多位青年，走出了新中国航天、新闻、外语、财政、外交、农林、水利、音乐、艺术等各个领域的擎旗者或奠基人，涌现出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专家、学者、官员，在各自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二十多位怀抱理想的青年，在异国的土地上彼此砥砺，同气相求、遥相呼应，共同期盼着一个崭新的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青年们纷纷响应号召、毅然归国，再一次共同拥有了一个同样的名字——新中国第一代归国建设者。

　　茅于宽虽非CSCA领导，却身处这个进步网络之中，与当时留美进步学生群体中最核心的建立联系。这些组织经历，对茅于宽影响深远。

　　由于热爱读书，在美期间，朋友们还给茅于宽取了个“教授”的外号。而他也不负这个称号，以扎实的学识和科学素养，在留美同学中赢得了的敬重。

　　1950年2月，茅于宽获物理学硕士学位，论文为《红外线月学成归国，投身祖国建设的火热熔炉。

　　服从调遣：从东北工业基地到国防通信战线月刚刚回国，茅于宽便被委派至沈阳东北工业部，先于人事处工作半年，后分配至工业干部学校当班主任。干校学生大多数来支援东北的工程技术人员。

　　此时的东北，正经历着中国工业史上最大规模的恢复建设，1951-1952年间，茅于宽分别在吉林怀德、沈阳锦西参加了东北解放较晚地区反革命与改造村政权、锦西化工厂三反调查等工作。

　　他常想，人事工作很复杂，如果能把这项工作做好，也许比我一个人做技术工作成绩更大些。

　　1951年，茅于宽与程崇清于沈阳留影（西电档案馆馆藏）正在茅于宽摩拳擦掌准备前往东北科学院工作的时候，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改变——1952年5月，通信部来了一纸调令，调他先后去南京雷达院、北京总参通信部雷达处做雷达整机工作。

　　然而，好学上进的他很快调整好自己，对雷达各部件基本理论烂熟于心，熟练掌握了空用雷达的特点及体系、微波线路及无线等。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西电档案馆馆藏）抵达张家口，茅于宽被分配至军用雷达教授会（十七教授会）任教员，教军用雷达，1955-58年间教过3个班。

　　此后十余年，茅于宽在工作总结中都反复自我批评教学方法有待提高，始终警惕对教学方法注意不够的情况。

　　1956年，他获评六级教员，同年4月参军，评为“准团级，授予技术少校军衔”。

　　1956年8月11日，茅于宽被任命为雷达理论基础教授会主任。同年成为教授会机关党委委员。

　　1958年夏，学校响应国家号召，迁址西安，扎根西部办学育人，茅于宽所在的教授会与系合并，他成为四系（雷达系）的一名教员。

　　不论教学科研氛围如何变化，茅于宽都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同事评价他“执行教学制度严格，（那时）如对考试制度，大家都不太注意，但他都很注意”。

　　茅于宽性格直爽、待人真诚，一心扑在工作上，有时会因对事不对人，说话直来直去而“得罪人”。

　　1958年，彭德怀元帅到学校视察时，茅于宽当面向彭老总反映了学校教学设备短缺问题。

　　茅以升告诉他，这本小册子周恩来总理也看过，并说“道理很好，具体实行要等到社会了”。

　　茅以升（来源：网络）茅于宽将二叔的这番话记在心里。每遇问题，总会想起“习而学”的道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在他的人生尤其是数十年教学生涯中，始终是一根贯穿的红线

　　教改期间，学校大办工厂，茅于宽也没有放弃学习钻研，和其他几个没有搞科研的教授合办了雷达工厂，并萌生了制作气象雷达的想法。

　　茅于宽牵头，带着几位教员开始尝试气象雷达天线的试制工作，着手有关研究，制作了天线和B型显示器。

　　由于器材条件差，研究进展缓慢。不久后该项目被定为献礼项目，茅于宽受政治影响只参与资料翻译，不再参与具体研究。

　　据蔡希尧教授回忆，第一台气象雷达的研制概念确实是“雷达教授会茅于宽等主动提出的”。

　　（西电档案馆馆藏）退休教师马澄波也记得，“1958年他与保铮等参加气象雷达研制工作，对总体方案设计起了重要作用，他设计了该雷达的天线并亲自参加加工制作，该气象雷达的研制成功茅于宽功不可没。”

　　1959年，为集中学科优势、加快追赶国际前沿步伐，学校对部分人员作出调整。

　　茅于宽服从安排，将教学科研重心从雷达移向天线，从事天线馈电设备及电波传播的教学工作，逐渐对天线、电波传播、超短波传播有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还曾担任教学组长。

　　在1963年1月的一份年终考核中，茅于宽所在的教学组、党支部都建议对他予以嘉奖。

　　茅于宽任组长、副教授。1963年夏，院系调整，茅于宽等人又从重庆迁回，再次回到西安。

　　据当年的学校大事记记载，“9月，接通信兵部首长命令，任命茅于宽、蔡希尧二为副教授”。1963年8月，茅于宽成为五系十六教研室副主任，10月成为陕西省电子学会第一届理事。

　　这年11月，发生了一件令茅于宽终生难忘的事情——他在北京参加电子学会雷达学术会议上做了《相控阵天线介绍》的报告，推动了我国相控阵天线的研究。

　　会后，他还与全国科协学会工作会议及计量、动物、微生物、地质、建筑其他五个学会学术会议代表们一起，接受了、等中央负责的亲切接见。

　　1963年11月，主席及中央负责接见全国科协工作会议及电子、计量、动物、微生物、地质、建筑六个学会学术会议全体代表合影（第三排右11 茅于宽）（西电档案馆馆藏）

　　对茅于宽来说，这是最大的鼓舞和肯定。他暗下决心，要更好地工作，为祖国培养出红专健的建设人才尽自己最大的力量。而这张合影，多年来始终挂在茅于宽家中，激励着他。他的儿子们都觉得，“父亲的干劲儿又上来了”。

　　1964年4月，茅于宽晋升为技术中校。同年的学校讲师以上教员名册里写着：“五系第十六教研室，副教授，茅于宽，中校准团，党员，副主任，天线与电波传播专业”。

　　1965年，学校招收第二届研究生，指导教师为蔡希尧、茅于宽，负责录取研究生2人。因“文革”开始，这期研究生也未完成学习计划而中止——这位成为茅于宽招收的第一位研究生的考生，正是梁昌洪。

　　逆境求知：何处不学问的豁达心境如同他毕生钻研的天线一样，茅于宽一生无论顺境逆境，始终努力向上，捕捉知识的信号、寻找学习与贡献的机会。

　　1969年3月至1970年10月，茅于宽被下放到眉县的五七干校，承担包括养猪在内的多种劳作。

　　但他并不气馁，不仅购置了养猪的专业书籍，还通过观察实践，发现了青菜煮熟后喂猪更安全等工作细节，提出了发酵饲料更易吸收的观点。

　　1971年初，他在安徽岳西安昌厂接受教改调查四个月，为405雷达设计调试出一个消除雨对雷达干扰的圆极化器初样。产品与206所按美国资料设计的性能类似，但结构更简单，加工更容易。经现场试验性能达到要求，迅速定型投入批量生产。

　　“文革”时期，茅于宽的妻子因急获病，得了较为严重的青光眼，四处求治，收效甚微。

　　茅于宽大力支持，立刻买来了本草纲目等中医书籍，陪伴妻子查找资料、尝试新的药方，终于通过以苞芋壳等药材熬汤，治好了妻子的眼睛。

　　自1951年与程崇清结婚后，二人琴瑟和鸣、一世恩爱，婚后育有3个孩子。许多年后，茅于宽还将小儿子小女儿改为程姓——这份对妻子的体恤与尊重，贯穿了他们相伴相守的一生。

　　在婚后的十余年间，因他的工作频繁调动，家里差不多年年跟着茅于宽搬家，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尤其是妻子在北京军直301医院教务处工作那年，曾有过让妻子带着三个孩子从北京搬到天津又搬回北京的波折经历。他直到晚年都铭记于心，常感念妻子的悉心照顾，自觉耽误了妻子的事业发展。

　　程崇清（西电档案馆馆藏）茅于宽热爱读书，家中的钱也大多用来买书，尤其是外文杂志。有一次带着儿女去炭市街买家用，买着买着去了外文书店。

　　有阵子家里跟着他辗转奉命，小女儿一直没有床，就以茅于宽的两个大书箱子拼作床铺。偶尔说起，话语里虽是埋怨，却并不真的在意。不论顺境逆境，一家人始终其乐融融。

　　他曾带领孩子们，用铜线制作环形天线、用以增强黑白电视的信号，也曾充分利用学校工厂生产的、用作过年节礼的电容电阻等零件，指导长子手工制作了一台收音机。

　　在那些物质匮乏的年月里，他用一双工程师的手，为孩子们搭建了一个充满创造乐趣的童年。他还非常懂得感恩。他大哥茅于恭本是个很有才华的机械工程师。1950年代，茅于恭主动放弃美国的高薪回国，却在“文革”后全家被赶到乡下，失去了收入来源。

　　很多人都知道，茅以升很疼爱茅于恭，坚持每月寄去30元，并尝试多种方法帮助侄子摆脱困境。但很少人知道，茅于宽也坚持每月给大哥寄去20元。

　　只因担心不能送到大哥手上，便每月先寄到北京茅以升处，再以茅以升的名义统一转寄——甚至极大概率，这30元中的20元，就来自茅于宽。与二叔每月300元的收入相比，茅于宽的这份坚持却是实实在在的“不容易”。他一生低调，这件事从未向外人提起——伯父寄的是爱护与怜才，他寄的是一份沉默的报恩。

　　六系主任：硕果盈枝启新程1972年恢复招生，茅于宽再次全心全意投入到教学科研工作当中，于1973年担任所在室副主任。

　　1977年，高考恢复。由于学校校舍紧张，无法招收更多学生。茅于宽向来校调研的陕西省委书记章泽提议，采取走读生形式，扩大招生规模。

　　根据当年的实际情况，这项建议应是被采纳了——茅于宽家正对门的邻居、学校体育教研室主任田昭的大儿子考上线后，本因名额有限未被录取。增加走读生名额后，他通过走读上学，成了学校四系的一名学生。

　　1981年6月，茅于宽出任电磁工程系（六系）主任。同年，学院组建学术委员会委员及院学术委员会，他与保铮同在科学研究审议组。

　　“也有陪着学生不得偷闲的人，这就是我们前辈，像卓有建树的梁昌洪、茅于宽和毛乃宏等诸多老师，他们当然绝非吾辈所能比，但我私下仍猜想，他们是不是也抱怨过六系人太忙了。”

　　1983年，茅于宽被聘为院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并成为来年（1984年）委托培养硕士研究生招生里，电磁场与微波技术学科专业、高效率天线研究方向的指导老师，委托单位包括航天部上海新华无线电厂等多个单位。

　　当年的招生宣传提纲中将他作为代表学者予以推介，“学院有一批学识渊博、造诣较深的学者担任了全国各级学会理事以上的职务，并经常参加各级学会的活动。例如：蔡希尧教授为中国电子学会理事、电子对抗专业学会主任，茅于宽教授为中国电子学会理事、天线专业学会主任……”

　　根据1954-1984年间的科研课题、学术论文发表统计，茅于宽还曾为国防科委编著电波传播教材（内部），并分别于1956年在《军事通信学报》第三期发表了《铁淦氧磁物在高频系统中运用的简单介绍》，1963年在院第二届科学报告会上发表《相位雷达简单介绍》。

　　陕西省电子厅处长、陕西省电子学会理事长到会祝贺并讲线名代表均是天线与电磁理论界的著名专家教授。会议共收到由美国、西德、加拿大、日本、巴西等22个国家寄来的论文68篇，国内论文160篇。

　　1月14-15日，电子工业部原副部长、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孙俊人亲自主持了第四次筹备会。

　　1986年，茅于宽被评为系级优秀教师，成为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曾得到多次科研成果奖。

　　根据西电1987年大事记，“3月，我院有八项国家科学基金资助研究课题圆满完成任务”，其中第三项正是由茅于宽负责的“提高我国通信卫星性能的一种新型天线理论研究”。

　　该研究获得了陕西省1988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二等奖——该年度全省共一等奖8项，二等奖88项，三等奖76项。

　　1977年，中国电子学会恢复活动，按照安排，天线学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子学会。

　　学校老领导、中国雷达工程专业主要创始人、时任重庆通信工程技术学校副校长的毕德显找到茅于宽，请他负责天线学会的筹备工作。

　　茅于宽一面筹备组织全国性学术会议，一面组织学术讲座，介绍二战以来天线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当时，在美从事天线研究且卓有贡献的专家有不少是华人。茅于宽流利的英语成为沟通的桥梁，使他能够充分吸收国际前沿成果，为国内外交流提供了极大便利。

　　1980年，作为学校代表团团长及天线学会主要负责人，茅于宽率队赴加拿大，参加北美无线电科学协会会议及IEEE-AP国际学术讨论会，代表学校，也代表天线学会正式开启国际学术交流。

　　1985年，天线学会于北京成功举办国际学术年会——这在整个电子学会中是第二家——从此成为每四年一次的固定学术活动。

　　此后，他先后于1986年赴波兰参加国际电磁兼容会议、1987年赴以色列参加国际无线次大会，还曾随校代表团回访美国多所院校。他的足迹，遍及亚、欧、北美三大洲。

　　当时，学校与世界各国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和有实质性的科技合作，有效提高了学校的学术地位。作为全国天线学会主任委员，他三次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将世界天线技术的最新成果引入中国。

　　“不少国际专家参观了天线研究所的近场测量设备大为惊讶，并提出微取样方法，表示要进行深入的合作。可以说，改革开放，国际合作大大提高了西电的国际知名度和国际学术地位”。

　　6月，他从热爱的教学科研岗位上退了下来，正式离休，但仍旧笔耕不辍，退岗不退休。

　　1995年10月2日，LTWG暨W-SRT国际会议在贵阳开幕——“中国天眼”（FAST）由此肇始。LTWG是大射电望远镜工作组的简称，W-SRT是球状射电望远镜会议的简称。彼时南仁东设计在中间的球面反射大望远镜已属于巨型球状射电望远镜，因而这个LTWG暨W-SRT国际会议，是专门针对中国的设计召开的。南仁东任国际会议主席。来自九国外国天文学家齐聚一堂，仅中国方面就有四十多位专家代表。茅于宽便是其中之一。

　　10月4日，全体专家爬上了400米高差的熊桥洼地，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天眼·南仁东传》中清晰地记录着：

　　随后，茅于宽还与段宝岩、王家礼一同参加了国际大射电望远镜计划工作组第三次会议学术研讨会，发表了关于圆柱表面相位阵的报告。段宝岩发表了关于馈源支撑的报告，王家礼发表了关于低造价反射面的报告。

　　三份报告受到了大会代表的高度重视。大会认为，三人的研究成果“显示了中国在机械与电子工程方面的实力储备”，是“大胆的创新”，西电大射电望远镜预研受到了国际专家的共同瞩目。

　　面对这份荣誉，他并未显露于色。只是在小儿子从外地回来时，特意带着他去家属区内的橱窗前转了转，在那张印有自己名字的光荣榜前微微驻足。作为在政治风浪中信念从未动摇的老员，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有着一份沉甸甸的骄傲。

　　茅于宽的一生，是对天线技术孜孜以求的一生。他先后主编《无线电电波传播》《场与波》《天线设备》《面天线设备》等高等院校统编教材，其中《无线电电波传播》一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大气折射影响”“雷达目标”“雨的干扰”等章节直击国防通信中的现实难题，为国内同类教材所鲜见。

　　他对问题非常有钻研精神，注意整体来看雷达和天线问题，发表了多篇文章，是国内率先注意到铁氧体问题的学者之一。

　　茅于宽尤其注意国外有关技术的发展情况，主持翻译的《天线工程手册》《反射面天线分析》《反射面天线分析与设计》以及《球面波分析译文集》，及时将国外先进技术引入国内，成为一代天线工作者的案头必备。

　　在科研上，茅于宽同样成果斐然。1971年，他参与黄河厂不等间距阵天线的研制，敏锐发现单元间串扰问题，提出用双管接头隔离方案，成功解决了技术瓶颈。

　　1976年至1978年，他负责眉县1039所两个波段十米直径卫星地面站天线的设计，创造性地提出两个波段使用同一改型反射面模具的方案，仅用3年便完成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第一时间投入批量生产。

　　1974年至1979年，他承担紫金山天文台15米直径毫米波高精度多波段射电望远镜天线厘米波纹喇叭新加工方法，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且早于美国的相关研究。1990年，他已离休、年近古稀，还在《电子学报》发表的《稀疏天线阵的最优化方法》，提出以副瓣电平为目标的0-1非线性规划及Monte-Carlo优化法，将天线技术的研究延伸至学术生涯的最后一程，

　　把四十余载积淀的学识与经验，化作对青年教师与后辈学子的殷殷教诲，继续为国防通信事业贡献光与热。

　　1972年学校恢复招生后，无论是否担任行政职务，他都始终坚守在教学第一线三届学员的毕业设计。

　　茅于宽教授与同学合影留念（西电档案馆馆藏）一次实习路上，学生们在路过圈养肥羊的农场时，表达出想吃羊肉的请求。茅于宽果断买下一只羊，让学生们饱餐了一顿。

　　备课更是认真细致，承担备课任务时，他总会提前将拟好的授课内容提交全组讨论，充分“发挥全员的智慧”，授课效果很好。

　　在担任六系主任及全国天线学会主任工作期间，他能包容各种不同意见观点，团结国内知名老专家，尽力培养年轻一代。据回忆，在学术争论时，即使对方说了些伤感情的话，茅于宽也能克制自己。

　　“二十年后沈铁汉教授为当年争论中说过一些过激言论而向茅表示歉意，我向茅转达了沈的歉意，茅说他不计较，说那时我们尚年轻，我也是急性子的，讨论前田主任专门打了招呼：你是党员，发言时注意团结。所以自己比较克制”，退休教师马澄波说。

　　1981年，他招收了硕士研究生郭英杰。2013年10月，基于在天线和无线电通信领域的贡献和影响，郭英杰当选为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成为澳大利亚信息和通信科学领域获此殊荣的首位华人科学家。

　　其他学生均卓有建树。他的第一位研究生梁昌洪42岁时便成为中国电子学会高级会员，也是当年唯一未取得高级学衔的会员。梁昌洪不仅是茅于宽的学术传承者，还曾任西电校长。

　　学生龚书喜，则成长为西电天线与微波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主任、天线研究所所长。

　　学生刘潭爱是上市公司董事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被评为湖南省十大杰出青年民营企业家。学生杨华、吴中林也成为两家颇具规模的上市通信公司董事长。

　　他知识面广， 对新技术敏感， 在移动通信事业初露苗头时，就感到基站天线是大有发展前途的，因而积极支持周朝栋等人意见，帮助一个只能生产铜管和电视机拉杆天线的工厂，提升为生产通信天线的专业工厂，并将研究生和本科生输送到该厂实践锻炼。

　　恢复研究生招生后，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第一批博士点，在西安只有西安交通大学一个点。

　　茅于宽为让自己的学生能够继续深造，主动提出愿作黄席椿教授的副导师。正是这份不计得失的胸襟，成就了后来郭英杰、龚书喜等一批优秀人才的成长。

　　八、九十年代，六系毕业生在天线与微波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正是茅于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最好注脚。17

　　从南京逸仙桥小学的顽童，到西南联大物理系的进步青年；从磨黑中学的边疆教员，到西电讲台上的天线专家——他用一生践行了年轻时立下的志向：“好好读书，好来建国”。迟暮之年，他曾向子孙说，“我们这同一祖父母的19位堂兄弟姐妹……全都学有所成，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或许没有叔父那般显赫的名望，也没有堂弟那样的社会影响力，也不像三哥身居要职、曾任苏州市副市长，但他从不宣扬家族的光环、家人的身份，而是以员的身份为荣，在工程技术领域默默奉献，以天线技术架起了国防通信的空中桥梁，用四十余年的坚守，在平凡讲台上书写了一位红色工程师的不平凡。

　　茅于宽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百年命运的一个缩影。在战火中求学，响应号召海外归来，在风浪中坚守，在改革开放中迎来学术的春天——他的经历，折射出一个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壮阔历程。

　　他的天线，或许从未进入公众的视野，却为祖国的雷达、卫星地面站和射电望远镜指引方向；他的名字，或许并不为人所熟知，却深深刻进了学生的心里。

　　“我的一生，有40多年是在学校度过的……虽没有什么作为，随大流过来了，但总算问心无愧，自己的信念，没有动摇过。”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肖像。

　　回想起来，无论是在前20年政治运动的年月，还是在后20年改革开放的岁月，自己虽没有什么作为，随大流过来了，但总算问心无愧，自己的信念，没有动摇过。

　　这不一定是因为我在政治上很强，也许是在学校环境中，风浪不大的缘故吧！回忆起往事，有几件事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学校在张家口时，经常有总部的首长来视察。1958年彭德怀元帅到学校来(当时都叫他彭老总)，我向他提了一个要求增加教学设备的意见，不久，通信部王诤部长晚上到我宿舍来了解情况。他们回北京后，很快就将这种进口设备运到我们学校。他们重视教学的精神，他们对工作亲自过问认真负责的作风，使我永不能忘。

　　每次总部首长来，全校人员都要在大操场集合，听他们讲话。当时学校是军事院校，所以在首长开始讲话时，大家都要立正以示尊敬，首长都立刻说：“稍息！”大家就改变了立正姿势。

　　有一次训练总监部长肖克来校视察，大家在大操场集合后，在他开始讲话时大家立正。为了检验学校训练水平及大家的身体素质，他没有喊稍息就讲话，大家立正听他讲话。于是不久就有学生因立正过于紧张而晕倒被抬了下去。在立正半小时后，他才喊稍息。晕过去的全是新生，老学员都知道轮换将一条腿放松，这样就能经受住考验。

　　事物发展总是复杂的，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学校总是或多或少受到影响。1956年，学校召开过一次“教学讨论会”。

　　会上，几位老对一些教员的某些观点作了尖锐批评。后来这些老在负责具体教学领导工作时，处处维护正常教学秩序，大力支持教员的工作与学习。他们不但自己重视教学，而且在各级领导层中，树立支持教员工作、关心教员生活、一切以教学为中心的风气。

　　在1966年以前，我这个专业教员，在讲课时不敢多用数学去推导，因为学生对一二年级所学的数学忘掉不少。

　　但是在1977年，学校重新招收本科生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虽然教学时间比过去少，但是学生们能很好地使用数学工具解决专业问题，这大约是改革开放给教员和学生的思想打开了禁锢的缘故。

　　首先是学术思想活跃了，教学效果大为改观，参加科研的教员大大增加，没有人为制造的矛盾，没有影响人们积极性的那种压抑环境，大家处于各自发挥所长的轻松活泼上进的环境之中。

　　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响应党组织号召赴云南普洱磨里中学任教。

　　1951年-1952年，先后参加东北解放较晚地区镇反与土改、锦西化工厂三反调查等工作。

　　1958年，随校西迁西安，扎根西部执教。同年参与气象雷达研制工作，并曾当面向彭德怀元帅直陈教学设备短缺情况。

　　1963年，评为副教授，同年在中国电子学会雷达学术会议上作《相控阵天线介绍》报告，受到、等中央负责的亲切接见。

　　1976年-1978年，负责眉县1039所十米直径卫星地面站天线设计，性能达国际同类产品水平。

　　1974年-1979年，承担紫金山天文台15米直径毫米波射电望远镜天线年，评为教授，同年作为团长率团赴加拿大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981年，出任电磁工程系（六系）主任，同年主持中国电子学会天线学会第三届学术年会。

　　1987年，赴以色列参加国际无线次大会。负责的“提高我国通信卫星性能的新型天线理论研究”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0年，正式离休，6月在《电子学报》发表《稀疏天线阵的最优化方法》。同年成为中国电子学会会士。

　　1995年10月2日，参加LTWG（大型射电望远镜工作组）暨W-SRT（大型球状射电望远镜）国际会议，成为中国方面四十多位专家代表之一。随后参加了国际大射电望远镜计划工作组第三次会议学术研讨会，并发表了关于圆柱表面相位阵的报告。

　　[2]茅青（法）.《我们家的人和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04.

　　[3]中国革命博物馆，编.中国革命博物馆50年论文集[C]. 深圳: 海天出版社，2001.

　　[4]陈松友，范俊琪.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学生归国潮[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8.

　　[6]王宏甲：《中国天眼·南仁东传》，《中国作家》纪实版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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